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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过詹米，说我不介意远离文明世界，只要有人，就会有事情给医生做。邓肯信守诺言，在一七六八年春天回来了。他带来了八个之前被关在阿兹缪尔监狱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准备在弗雷泽岭上建设家园。我们总共三十个人，特别需要我的有些退步的医术。我可以给他们缝合伤口，治疗发烧，切开脓肿，以及刮除被感染的牙龈。有两个女人怀有身孕，我很开心地帮助她们接生了健康的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都是在早春出生的。
我作为医生的名声——如果这个词合适的话——很快就传到我们的小根据地以外，来请我去治病的人分布得越来越远，我甚至到零星散布在三十英里外的荒野山区的农场给人治过病。此外，我还与伊恩去安娜奥卡村看望过娜亚维恩，带回了几篮和几罐有用的药草。
起初，詹米坚持要伊恩或他自己陪我去那些较远的地方，但是很快他们就忙不过来了——已经到了春耕时节，需要犁地和耙地，需要种植玉米和大麦，更不用说维持小农场运转的琐碎事情了。除了那几匹马和骡子，我们又得到一小群鸡、一头用来满足那头猪的社交需求的外貌堕落的黑色野猪，以及——奢华中的奢华——一头可以产奶的山羊，它们都需要喂食喂水，防止它们自相残杀或者被熊或黑豹吃掉。
所以，在陌生人出现在门前庭院里请我去治病或接生时，我就越来越经常地独自前去了。丹尼尔·罗林斯的病例本上多了新的条目，餐柜里也装满了病人们作为礼物报答我的火腿、鹿腿肉、几袋谷物和几蒲式耳的苹果。我从未要报酬，但是他们总要给我点东西——我们物资贫乏，任何东西我们都会喜欢。
我在山区里的病人来自各个地方，许多人既不会说法语，也不会说英语；他们有的是德国路德宗信徒、贵格会教徒，有的是苏格兰人或苏格兰-爱尔兰人，还有定居在塞勒姆的许多摩拉维亚教派信徒，我觉得他们的奇怪方言属于捷克斯洛伐克语。但是，我通常还是应付得来。大多数情况下有人能给我翻译，再不济我还能用肢体语言——不管是什么语言，“哪里疼”这个问题都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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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1768年8月</h4>
寒意钻进了我的骨头。尽管我用尽全力把披风紧裹在身上，但是风还是会把它给吹开，把它像帆布那样吹鼓起来。披风被吹起来，拍打着我旁边的那个男生的脑袋，借着大风的力量把我从马鞍上往侧面拉。雨滴像冰针那样渗透进拍打着的披风，到达穆勒溪时，我的罩衣和衬裙就已经湿透了。
穆勒溪翻腾着流动，被连根拔起的小树、岩石，以及淹没的树枝，短暂地浮现到水面上。
汤米·穆勒观察着溪流。他戴着柔软的帽子，把帽檐拉下来盖住耳朵，耸起的肩膀几乎碰到了帽檐。我能看到他全身上下都流露出疑虑，于是在呼啸的风声中提高嗓音，弯腰对着他的耳朵大喊：“就待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