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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葵没敢继续胡思乱想。她笔直地坐着听夫子讲课，手里的毛笔自黑瓷小砚里沾了墨水，一笔一划地在宣纸上记着笔记。
夫子讲的内容一贯很难。她谈及敬德五年春的制举对策一事，这其实是个相当敏感的话题。那一年制策试直言极谏科，有考生讥刺时政、忤犯权倖，引起了以温亲王谢珩为首的一派与以户部侍郎司蘅为首的一派在殿上激烈的唇枪舌战。
姜葵对朝政一向不是很关心，但是她记得正是在那年冬天，温亲王谢珩赴任汴州刺史，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贬黜。
夫子在讲堂上念着那年对策的内容：“夫亏残之人，褊险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
她顿了顿，问谢瑗：“沉璧，你可有什么想法？”
夫子的姿态很温和，甚至是谦卑的。这一刻她似乎没有把谢瑗当成学生，而是把她看作一位同辈的友人，恳切地征询着她对此事的建议。
当年制举对策一事背后涉及到的核心是宦官掌兵权的问题，而姜葵记得谢瑗极不喜欢靠着宦官门路上位的户部侍郎司蘅。但面对夫子的询问，谢瑗的措辞十分慎重，谈话间蹙着眉心，并没有简单地得出结论。
等到谢瑗谈完了，夫子又转过头，静静地望向姜葵。
姜葵眨了眨眼睛。
夫子仍望着她，眸光里是问询的神色，似是期待着她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