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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纳
这一个时期以来，中国评论界以“新”为贵，以“独创”为贵。而谌容，不属“独创”意识特别强烈的作家。
谁也不会无视近年来我国小说创作的变化。不但青年作家的“创新”意向令人瞩目，中年作家的变化也并非个别现象。我们从“变化”中看到的，既有不甘固步自封的可贵的艺术追求，也有出于急功近利的对于时尚的趋骛。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他们“变化”的切实目标是“独创”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
而谌容，没有致力于构筑自己“独创”的世界。谌容作品也在变化着，这一变化与我国文学界近些年审美流变的趋向大致一致。体现于《人到中年》、《减去十岁》、《生前死后》的审美态度之间存在着不容置疑的距离。谌容的艺术视野很广阔，她不为自己划定题材圈子，不用某种艺术法则拘限自己。
现今时兴“系列”小说。在“系列”的或纵向或横向的展开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作者们“独创”自己的文学领地的意图。如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高晓声之于陈奂生，张贤亮之于章永璘，王安忆之于她的某某庄，阿城之于他的某某王……谌容却不写“系列”。而且，在她的作品之间，我们找不到相连的故事和相同的人物。她的每一篇作品都独立存在着，谌容没有通过作品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内在秩序，去构成更完整的审美世界。这没什么不好，甚至还说明着作者创作力的健旺。但是，在这里，谌容毕竟是放弃了一个建立“自己”的世界的较为便利的手段。
现今许多作家对风俗文化抱着浓郁兴趣，并且把自己熟悉的某一块乡土，作为观照世界的独特的立足地。如贾平凹之于商州，刘绍棠之于通州，韩少功之于湘西，李杭育之于葛川江……谌容却不写风土人情。她是四川人，可她的作品没有四川味儿。她现居北京，然而，除了依照居住地点，我们再没别的理由把她划进“北京作家群”。谌容爱写农村，从场景看、从人物语言看，我们能知道谌容农村题材小说所写的是北方农村，但是，她不去传达某一个地域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数十年中国作家提供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表现地域风貌对于作家形成与众不同的创作特色极有帮助。那么，谌容又舍弃了一个容易显示个性风采的环节。
近几年来，中国作家对于文学语言的自觉性大大提高。语言在作品的浮面。然而，浮面的美，如同人的美丽的容貌、仪表，不是也能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吗？何况，语言不仅是浮面的东西。即使作品其他方面平平，作家也可以依仗语言本身来实现作品的艺术价值。当我们面对那种有意淡化情节的诗情小说，我们更容易体味到在构成文学作品的诸要素中，文学语言所独具的重要性。不同于我们在好些年间习惯了将“内容”置于“语言”之上，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布封把“文笔”以外的东西都视为作品的“身外物”。他认为“文笔”才是作品能否传世的关键所在：“知识、事实与发现都很容易脱离作品而转入别人手里，它们经更巧妙的手笔一写，甚至会比原作还要出色些哩。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文笔却是人的本身。”（《论文笔》）我相信，对于小说作者，建立起独立的语言风格是成“家”的捷径。有的作家只是由于语感的新鲜与独特，便被尊为有自己“风格”的作家，同时，也存在着相反的情况：即使在文学语言方面缺乏独创性，也并非决定了一个作家不能成为优秀的或伟大的作家。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作品通过翻译，甚至通过笨拙译者的翻译仍能获得异国评论家与读者的由衷的赞赏。说到谌容，无论从选词遣字来说，还是从句式构成来说，她文字的风格特色不算显明。她没有力图超越以往的语言模式，也没有着力于追求语体的个性。
然而，文学行进中的现实是那么耐人寻味：当作家们纷纷去独辟蹊径，当相当一些作家不约而同地去专攻情绪和感觉，“独创”意识不那么强烈的谌容反倒显出了自己的“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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