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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在这个伤心欲绝的特殊时刻——在反思一个孩子的短暂生命及其无法接受的、难以理解的夭折中——我们坚定了、延宕了或者失去了我们的信仰。在这时钟滴答响着的时刻里，在这处地方，我们的所有问题，我们的一切畏惧，我们的勇气、困惑和凄凉，似乎都结合起来，抢走了我们脚下的土地，使我们觉得在跌落。我们可以在这里说，是停下来的时候了，并且应该延续这一时刻，拒斥关于在他的注视下麻雀跌落，关于英年早逝（这个孩子还没来得及选择成为英才）或者关于死亡是唯一民主的这类陈词滥调。这个时刻应该提出真正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问题。谁能够对一个孩子下此毒手？谁能够允许对一个孩子这么做？还有，为什么？”
斯维蒂·弗利特伍德不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她的孩子不会躺在斯图亚特·摩根的土地上安息的。这是个崭新的问题：二十年来在鲁比没出现过埋葬地点的问题，而当这一任务成为必要时，人们普遍感到既惊讶又伤心。斯维蒂和杰夫最小的孩子萨维－玛丽死的时候，人们都认为其余的孩子诺亚、埃斯特和明很快都会相继死亡。头一个孩子是个强壮的男孩，起了个有力的名字，而且和他曾祖父的名字一样。第二个随曾祖母起名埃斯特，因为老太太对头一个重孙无私地关爱备至。第三个孩子的名字是杰夫坚持要取的——和那场战争有关。这最后一个孩子的名字是个恳求（或者哀悼）：萨维（原文为Save，意为“拯救”。）－玛丽，谁又能说这一呼吁没有得到回应呢？于是有关正式葬礼的紧张讨论，不仅出于斯维蒂的愿望和对将来会出现葬礼的预料，而且也出于一种感觉：由于复杂的原因，死亡在鲁比不再被禁止入内了。理查德·米斯纳因此主持了捐地建墓园的事宜并创办了一个新机构。但是否在斯图亚特的牧场上——就是鲁比·史密斯的安葬之处——举行这特定的仪式，对斯维蒂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受她兄弟的影响，再加上抱怨斯图亚特给她丈夫和公公惹来了麻烦，她说她宁可做罗杰·贝斯特做过的事（在他自己的地产上挖一座坟），而不去多想那个仓促又没什么人参加的后院葬礼以来的二十三个年头。
大多数人理解她为什么如此小题大做（悲哀加上抱怨酿造出醉意），但帕特·贝斯特相信，斯维蒂的固执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拒绝摩根家的好意，对他们的正直表示怀疑，这可能会从摩根家的口袋里挤出点好处来。而如果帕特的八层石头理论是正确的，斯维蒂的惩罚则把八层石头置于尴尬的境地：不得不决定要不要在一个充满永生的镇子上举行一次真正的、正规的仪式。自七月份以来，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所以他们才在一个温和的十一月的日子里，在显得滑腻的天空下，聚集在距鲁比边界最后一栋房子还有一英里的地方，这里不消说仍是摩根家的土地，不过没人有这份心思告诉斯维蒂。帕特站在围着丧家弗利特伍德的人群中，情绪已经恢复到算是稳定了。在早些时候的葬礼上，因为缺了一段颂词，她哭了。此刻她又成了那个她所熟悉的心平气和的开心的自我。至少，她希望自己心平气和，而且希望她正感受到的是开心。她明知道还有别的观点可以解释她的态度，其中一些理查德·米斯纳已经说过了（“悲哀，悲哀又冷漠。”），但她是学者，不是个浪漫的人，因此便不去注意米斯纳的墓前讲话而去观察送葬者。
他和安娜是女修道院遭袭事件发生两天后回来的，他又花了四天时间听取事情的始末。帕特给了他两种公开的说法：一种是，九个男人去和女修道院的女人谈话，劝说她们离开或者改过自新；发生了殴斗；那些女人变化身形便消失在空气中了。第二种是（弗利特伍德—朱里的说法），五个男人去驱逐那些女人，另外四个——这种说法的提出者——去阻拦或制止他们；这四个人受到那些女人的攻击，但成功地把她们赶走了，她们是开着那辆凯迪拉克走的；但不幸的是，那五个男人中有人昏了头，杀死了那个老妇人。帕特让理查德自己去选择倾向于哪种说法。她没有对他讲的是她自己的想法：九个八层石头谋杀了五个无辜的女人，（一）因为那些女人不纯（不是八层石头）；（二）因为那些女人不圣洁（至少是私通者，最甚是为人堕胎）；（三）因为他们能够那么做——这是作为八层石头意味的权利，而且也是“交易”所要求的。
理查德不相信任何一种说法可以立即作为真相，便去找西蒙·加里牧师和普立安牧师，他们澄清了故事的其余部分。但由于他们谁也没有确定结局的意义，因此也就不能形成一个可信的头头是道的结论，从而无法让理查德满意。倒是娄恩为他提供了生动的细节，但很快好几个人认为不足信，他们说娄恩是靠不住的。除去她之外，没人在一旁听到那些男人在大炉灶处说的话，谁又知道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和其他证人一样，她也是在枪响以后到达的；何况，宅子里的两个女人是死还是伤，她和多薇可能弄错了；最后，她没看到宅子外面有人，无论死活。
至于娄恩本人，她被这种复述故事的方式搅得方寸已乱；人们怎么会改变事实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好人的样子呢？除去一语不发的迪肯·摩根，每个参与袭击的男人都有不同的说法，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根本不在女修道院附近）却支持他们，加油添醋，改头换面，胡编乱造一些错误的内容。尽管杜波列斯、比彻姆、桑兹和普尔几家人给她的说法撑腰，但连他们讲究精确和正直的声名都无法防止被篡改的事实在别处扎根。假如没有冤死的人，这个犯罪故事对任何人的舌头来说就是戏说。因此，娄恩就闭口不谈，把她认为确定无疑的实情收藏在脑子里：上帝给了鲁比第二次机会。他显身得如此清晰可见且毋庸置疑，连趾高气扬 （像斯图亚特）和愚不可及 （如他撒谎的外甥）的人都该看得见了。他其实在光天化日之下清理和接收了他的信徒，看在老天的分上！就在他们自己的眼前，看在耶稣的分上！既然他们责骂她说谎，她便决定保持沉默，看着上帝之手整治那些不信神的和作假证的人。他们会不会知道他已经跟他们讲过话？还有，他们会不会进一步脱离他的轨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看得见大炉灶；他们不可能误读或误说那个，因此他们最好抓紧，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装好滑门——也许已经办好了，因为年轻人又把那词句改了。他们不再称自己“是他皱起的眉毛”。大炉灶罩子上面刻的字现在成了“我们是他皱起的眉毛”。
有关事实真相的分歧无论多大，帕特知道大家一致同意的一件大事是：去过那里的人都肯定地假设过执法人员会高高兴兴地拥进全镇（他们毕竟杀了一个白种女人），动真格地逮捕鲁比所有的商人。当他们听说没有死人事件需要上报，没有尸体需要转移或埋葬，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开始忘掉他们实际做过或看到的事情。若不是卢瑟·比彻姆——他讲了大部分该诅咒的故事，以及派阿斯、狄德·桑兹、阿伦——他们证实了娄恩说法的关键点，整个事情可能就被抹杀得不复存在了。然而连他们都不能让自己去报告一个没有尸体留下的宅子中的非自然死亡事件，那样就可能导致一辆装满尸体的汽车里的自然死亡事件被发现。虽然帕特并不打听别人的私密事，但从和她父亲、和凯特的谈话中，以及从四个月后人们仍然在嚼那件事的舌头时故意流露的片言只语中，她仍能凑起一些情况。如果他们错了，他们会请求上帝的指引：是否与他们知道和相信的一切相反，白人的法律可以获准处理此前由他们自己处置的问题。这些难题烦扰和纠缠着每一个人：推诿指责，祈求理解和原谅，自以为是地辩护，冠冕堂皇地撒谎，以及理查德·米斯纳不停地追问一大堆问题却又得不到回答。因此，葬礼的到来只是一次中断而不是终结。
帕特观察着镇上的人，心想也许他们对这地方的一贯做法是对的。也许鲁比是幸运的。不，她纠正了自己。尽管袭击的证据看不到，其后果可是明摆着的。看看杰夫吧，搂着他妻子，两个人看上去哀伤适度也不乏威严，因为杰夫现在成了他父亲的家具及用品商店的唯一东家了。阿诺德一下子苍老了，还时常头痛，而且由于阿涅特已经搬走，他很愿意独处卧室，他现在站在那里垂着头，眼睛转来转去，就是不敢去看棺材。萨金特·波森看上去和以往一样精干：没有了地产主等着收地租，而除非等到县审计官对不言不语、敬畏上帝的黑人的一间小茅屋感兴趣，他的这点便宜是要继续占下去的。毫无悔色的哈珀·朱里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西装，头上的伤如同一枚勋章，让人把他当成对抗邪恶流了血而不低头的勇士。米努斯是最不幸的。他在安娜店里的生意不再有顾客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肩膀毁了，没法熟练使用理发工具，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酒瘾扩大到了一周好几天，他的自暴自弃很快就到了终点。威斯顿·普尔有了最难对付的事。七十名家族成员认为他要对中伤他们祖先的名誉负责任（他们对他兄弟布鲁德和阿波罗也一样看待），日日谴责他，让他不得安宁，直到他面对圣救世主的全体教众跪下哭求。经过一番发誓声明和悔过自新，他才开始尝试着同布鲁德和阿波罗谈话。阿涅特和K.D.正在斯图亚特的土地上盖一栋新居。她又怀孕了，夫妻俩希望获得一种地位，让普尔、杜波列斯、桑兹和比彻姆几家人，尤其是那个时时伺机侮辱K.D.的卢瑟，不能痛快过日子。最有趣的变化发生在摩根兄弟身上。他们鹤立鸡群的地位在销蚀：烟草的选择（他们不再吸雪茄，同时改为嚼烟），鞋子、衣服、发式。帕特觉得他们可能比出生时更像了。但内在的差别之深，是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出来的。斯图亚特目空一切，从不认错，把K.D.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集中精力使这个外甥和只有十六个月大的外孙富有（所以才有了新居），把K.D.安排进银行，同时等待多薇回来。表面上她倒是这么做了，因为在她和索恩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冷漠。姐妹俩对女修道院发生的事，看法不一致。多薇看到康瑟蕾塔倒了下去，但坚持说没看见谁放的枪。索恩知道，而且需要知道一件事：反正不是她丈夫。她当时看见他的手向斯图亚特移去，做出的姿势是谨慎的，以示制止的。她这么眼见的，也是这样对任何想听的人一遍遍地讲述的。
变化最大的是迪肯·摩根。他仿佛在他兄弟的脸上看到了自己，而且不再喜欢自己了。令大家都奇怪的是，他和斯图亚特以外的人交上了朋友（怎么说呢，有那么一种关系吧），其原因、理由和基础则是个谜。理查德·米斯纳没说什么，因此，大家知道并确定无疑的，便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光脚走路。
当时已经是九月，但仍很热，这时迪肯·摩根向中央大街走去。从他那栋堂皇的白色住宅延伸出来一条砖砌小路，右边是菊花，左边也是菊花。他戴着帽子，穿着生意人的三件套西装和洁净的白衬衫。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他进了圣约翰街，二十年前他曾在那条街上每隔五十英尺种一棵树，当时他就是这么乐观。他向右转，走上中央大街。他的鞋底，更不消说他的光脚，至少有十年没踏上那条水泥大道了。刚刚走过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就在圣路加街的拐角处，一对青年对他说：“早上好，迪克。”他举起一只手致意，眼睛仍直视前方。莉莉·加里从圣马可路口附近她家的前廊向他打招呼，但他头也没回。“车子坏了？”她问，两眼盯着他的两只脚。在位于中央大街和圣马太路口的哈珀·朱里的药房门口，他感到而不是看到了那些凝视的目光掠过他的全身。在走近圣彼得路时，他既没有回头去看，也没有透过窗户看摩根银行的里边。在圣彼得路口，他穿过马路，向理查德·米斯纳的住所走去。上一次他去那里，还是六年前，当时他很生气，虽然怀疑但仍确信他和他兄弟会成功。而现在他却对作为双胞胎之一的身份感到陌生——一种不完整感，一种压抑的孤独感，让他食无味、寝无眠、听无声。自从七月以来，别人在他眼里都在窃窃自语，或在远处高喊。索恩老盯着他，所幸她没有引发危险的谈话。仿佛她懂得，若是她这么做了，他对她说的话就会抽走他们生活的生机。他可能告诉她：鲜绿的春日时光已被消磨殆尽；在那损失之外，她棒极了，比他相信的还美；她那张平滑的脸庞周围不驯服的头发根根分明，他真想去触摸；她说话之后的笑容使太阳相形见绌。他可能告诉妻子，他起初以为她在对他讲话——“你回来了”——但现在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他当时渴望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但什么也没看到或看到了一切的斯图亚特制止了他们两个，以免他们知道另一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