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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只是瞎聊，他就不考虑意见的现实性，随心所欲地从各种角度来分析，谢双瑶心想陈奇说得的确很对，而且这是不容小觑的问题，不要小看国民性，这东西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比如说，小国的国民就从不会以屈服于强者为耻，也不认为借鉴强大的宗主文明，想方设法地窃为己有，固定为自己的传承是什么道德瑕疵，因为这已经是上千年来的一个事实了，这个国家值得一提的东西几乎全都是从宗主文明那里学来的，一旦剥除，完全是自己原创的东西简直寥寥无几，那么他们自然缺乏独创性，遇到任何困难想到的全都是借鉴已有的成功经验。
在华夏这里，传承的国民性大概是TOP癌，以及完整的独立产业链，这种‘万物皆有’的执着绝不是在一朝一夕内突然出现的，必然是数千年来，生活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度中所产生的惯性，华夏国内一向是什么都有，不假外求，习惯了这种生活以后，国民就难以理解怎么会有国家愿意把命脉交给其余势力，比如说——供水供电都要依靠外国，这在华夏的国民性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要求。战略自给就是红线，这都不需要做任何民间宣传，主粮必须自给而且有大量积蓄的思想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但是，在这个时空，天界技术的出现，会不会在长久的时间段内缓慢地影响到华夏的国民性，令其不再重视创新，而是养成了在已有成果中找答案的习惯，把天界典籍奉若圭皋，丧失了‘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探索、挑战精神？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谢双瑶也不是没有意识到，陈奇也不是第一个对她提出类似观点的人，徐子先在辞去行政职务的那封‘告老折子’上也提到了这一点，谢双瑶提醒自己要找时间和徐子先聊聊了，徐老依旧身体健旺、精神矍砾，但人家都71岁了，没法再身兼多职，现在人才供应也跟上来了，徐子先自己的愿望是能用所剩不多的有限时间，尽量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上去，这不给予尊重也说不过去——按原来的时间线，徐子先这会都死好几年了，还要强迫他主持烦难工作，这有点强迫鬼魂打工的意思。
远虑是要紧的，但还有很多时间去解决，现在的确没有余力花费多余的资源来鼓励创新和质疑，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华夏现有的工业积累，和天界的进度比大概还占不到千分之一，能不走的弯路为什么还要去走？
肯定在大方向上，想方设法地通过现有的资料去逆推出能在此时应用的知识点，这还会是学术界的主旋律。所以，买地的学科侧重必然是注重实务的，在理工科中，工科的受重视程度要远远超过理科——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笛卡尔，人家上辈子的成就，就已经很傲人了，就是按概率来说，他穷尽一生可能也只能再搞出两三个重要程度和坐标系相当的成就，但如果他转去做工科，搞实务，以他的脑子，能解决的问题那可太多了。
就这个设想，那还是建立在单纯给延寿的基础上，事实上是，笛卡尔他们需要学习的是从他们现有的基础上往前去再发展了数百年的一个非常庞大的知识体系，想要把这个知识体系再往外推一把，那难度都没法形容了。就谢双瑶上次关切所知，笛卡尔目前沉浸在量子力学中流连忘返了，疯狂地学习和重推导那些复杂的物理方程，并且极度想要获得一些高精度的天文仪器，来印证天体物理知识。
谢双瑶倒也没指望他们一来就能把原世界的知识体系再往前推动啥的，目前来说，只要他们能完成教学任务，她就算是值回票价了，这工作红圈学者倒是都完成得很出色，毕竟，不管怎么讲，虽然据说有部分红圈学者在天界理化体系面前道心破碎，怀疑自己的智商，大喊着什么‘原来我完全是个白痴’、‘我现在才知道愚笨是什么感觉，我要收回所有我对智商低下者的侮辱’、‘爱因斯坦的脑子应该被解剖’、‘宇称怎么可能不守恒’之类的疯言疯语，但他们的脑子肯定比绝大多数人都更好用，理解出一点东西来反过来教给更笨的学生，这不是太大的问题。
陈奇对于这些趣闻知道得要比谢双瑶更多，亲卫班中不乏有技艺在身的人才，陈奇的语言天赋就不错，他也喜欢学外语，算是如今比较少见地掌握了两种英语的高级人才。法语、西班牙语都学得很快，拉丁文也能半蒙半猜翻译出一点来，说了好几个红圈学者的小笑话给谢双瑶听，把谢双瑶给逗得直乐，“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学者搞金融一般都没好下场，普遍亏本也很正常。但这都无所谓，他们想要钱，途径太多了，做家教只是最低级的办法而已，能给工厂解决一个生产问题，都能赚到巨款了。”
重工轻理，理论储备把实际生产甩下几百年，这是买地这里又一个特殊的事实，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谢双瑶带来的知识宝库。而这也带来了一个后果，那就是买地的工业发展也非常的不均衡，当江南沿海已经完成了非常简陋的初步工业化时，其余国土有的连农业化都没有完成——游耕、刀耕火种这不算是农业化，封建王朝有规划的定耕制才算，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一下，很多地方真是和原始社会相差无几，而这些地方的百姓，对于工业品几乎是没有任何消费需求的，光是培养市场都需要很长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