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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三角冲突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些人想在对立的教派之间保持中立，便不得不缄口少言，这使他们变得比原来宽容些了。
如果斯图亚特和克伦威尔在一生的不同时间里都坚持各教派的平等权力——而且历史告诉我们他们也这样做了——那绝不是由于他们对长老会教徒和高教会教徒有什么感情，或者是他们受到那些教徒的拥戴。他们只是在一个十分困难的交易中争取最好结果。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里的一个教派最终变得非常强大，这件可怕的事情告诉我们：如果英国的众多相互竞争的小教派中的一个教派在全国范围建立了绝对专制，那么英格兰的命运会变成什么样子。
克伦威尔当然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但是这个护国公非常睿智。他知道他的统治是靠铁军维持的，便小心地避免一切会使反对派联手对付他的极端行为或法令。不过他的宽容之心也就到此为止。
至于可怕的“无神论者”——也就是前面所述的索西奴斯教徒、阿明尼教徒、笛卡尔主义者和其他人类神圣权利的信徒——他们的生命仍然像以前那样难保。
当然啦，英国的“自由思想派”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他们毗邻大海，只需要能忍受36个小时的晕船就能抵达安全的避风港——荷兰诸城市。荷兰城市里的印刷所出版南欧和西欧的违禁文学，穿越北海就意味去出版商那儿赚得一笔稿酬，再看一看思想反抗文学中有什么新鲜东西。
有些人利用这个好机会进行安定的研究和宁静的思索，其中最有名望的当属约翰·洛克。
他和斯宾诺莎同一年出生。他像斯宾诺莎（其实也像大部分独立的思想家）一样，是一个虔诚信教的家庭的儿子。巴鲁克的父母是正统的犹太人，约翰的父母则是正统的基督徒。他们用不同教旨的严格教义培养孩子，当然他们是好意。不过这样的教育要么摧毁孩子的心灵，要么就是使其变成叛逆。约翰和巴鲁克一样，都不是顺从的人，他紧咬牙关离开了家园，独自去谋生路。
洛克20岁那年，来到牛津大学，在这里他第一次听到笛卡尔的思想。可是在圣凯瑟琳大街尘土堆积的书店里，他发现了其他一些更合乎口味的书籍，比如说，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
霍布斯是个有意思的人，他在马格达朗学院做过学生，总也不肯安分守己，去意大利和伽利略谈过话，与大名鼎鼎的笛卡尔通过信。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欧洲大陆，为的是躲避怒火冲天的清教徒。偶尔他写一部长篇巨著，把他对所有可以想到的题目的看法都包罗进去，用一个引人注目的书名：《极权主义国家，或曰长老会联盟和国民联盟的物质、形式和权力》。
这部博学的著作问世的时候，洛克正在大学里上二年级。该书一针见血地指明了王侯的本质、权利，尤其是他们的责任，就连最彻底的克伦威尔派也不得不赞同，许多克伦威尔党徒都觉得应该宽赦这个一向抱怀疑态度的人，因为他尽管是个保皇派，却在一本重量不在2267克左右以下的书里揭露了保皇派的矫揉造作。当然，霍布斯不是那种易于归类的人。当时的人称他是“不拘于教条与形式的人”，意思是说，他更感兴趣的是基督教的伦理学而不是基督教的教义与纪律，主张给予人们在不太重要的问题上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