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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楼中的君主
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可以用一整套丰盛的份饭来泰然款待农夫。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布吕赫人在他的城郭里开始对异教徒进行屠杀,那么代表外国公司的人便会马上迁走,随之资金也会被抽回,城市就会被逼破产。
不少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汲取教训(如西班牙、教皇统治区和哈普斯堡家族的领地),却依然按照所谓的“对信仰的忠诚”意气用事,把信仰的敌人驱逐出去。结果,它们不是彻底地消失不见,就是沦落到第七等国家。
然而,商业国家和城市的掌管者一般情况下都很尊崇既定的事实,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在精神世界上保持中立,天主教、新教、犹太人和中国的客户都能照常做生意,同时继续忠诚于各自的宗教信仰。
为了外表的体面,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令,但是十人内阁却小心地叮嘱宪兵,这条法令不必执行得过于认真,让那些异教徒自行其是吧,愿意信仰什么都可以,除非他们真的动手把圣马尔可大教堂占领下来,并把它改成自己的会场。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好友也如此行事。每个礼拜日,新教牧师们都高声斥责“淫荡女人”的罪行。但是在旁边的街区里,可怕的天主教徒却在一个不显眼的房子里悄悄地做弥撒,门外还有新教警长在那里值勤,提防日内瓦宗教手册的狂热崇拜者闯入这个犯禁的聚会,把那些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法兰西和意大利的客人吓跑。
这丝毫不是说,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可敬教会的虔诚弟子。他们和原先一样,仍然是好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不过他们心底明白,汉堡、吕贝克或里斯本的10个能带来钱财的经商异教徒的良好愿望,要比日内瓦或罗马的10个穷酸教士的认可更有价值,于是他们便让客人们自行其是了。
蒙田有开明而自由的见解(并不总是一种),而他的父亲和祖父却经营鲱鱼生意,母亲又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据我之见,商人长辈对蒙田的观念有极大的影响。他当过士兵,也曾涉入仕途,整个一生的特点就是痛恨盲信和偏执,这要起源于离波尔多主要码头不远的一家小鱼铺。
我如果当着蒙田的面说这些话,他是不会感谢我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所有“生意”的痕迹都从绚烂的家族纹章中小心地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