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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时代里，我们常听人们说起新闻广告人员的恶毒努力，许多善良的人们都批评“宣传”是现代魔鬼的一项成功发明，是一种既新奇又刻毒的方法，为的是使人们注意某个人或某件事。不过这种斥责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一般认为“宣传”是近代才发明的。但是如果不带偏见地看待过去的事件，就会发现这与当前普遍的看法恰恰相反。
《旧约》中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预言家们，都曾是精通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大师。用新闻界的术语来说，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是一个长长的连续长篇的“宣传噱头”。有些宣传是体面的。但大部分都是现在连百老汇都拒绝刊登的花样翻新、粗俗卑劣的宣传。
像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改革者们都完全懂得精心布置的宣传的巨大价值。我们不能责备他们。他们不能像红菊花那样，只要谦卑地生长在路边就会感到幸福。他们十分认真。他们想让自己的观点发扬光大。他们期望取得成功，倘若不吸引一大群追随者，又怎么行呢？
肯皮斯的一个叫托马斯的人，在一个修道院安静的角落里生活了整整80年，这种漫长的自我流放，如果及时做广告（事实上就是如此），变成一个突出的卖点，就会产生深远的道德影响，就会使人们好奇地想去阅读那本关于他一生祈祷和思考的结晶的小书。但是阿西斯的弗朗西斯或罗耀拉如果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作品确实有成效，那他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运用现在时常与马戏团或电影新星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方法。
基督教精神特别强调谦虚，并赞美那些有谦卑精神的人。但是赞扬这些美德的布道现在之所以能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却是因为当时在宣扬时运用了特定的方法。
难怪那些被谴责为基督教死敌的男男女女们，在抗争西方世界精神专制的枷锁时，从《圣经》上撕下一页，并采用了一种相当奇特的宣传方法。
我提供这些微不足道的解释，是因为善于作大量宣传的最伟大的学者伏尔泰，有时不择手段地利用公众思想上的空虚，因而经常遭到抨击。也许他的手法并不总是那么高尚，但是那些因他而得救的人或许不这么看。
进一步来说，就像检验布丁要通过品尝一样，对像伏尔泰这样的人的成功或失败，也应该根据他到底为他的同胞们作了些什么贡献来确定，而不是他所喜欢的衣服、玩笑或壁纸。
这个奇怪的人有一天忽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便说：“我没有王权又有何妨呢？我有一支笔嘛。”他说得一点儿没错。他有一支笔，而且有许多支笔。他是鹅的天敌，因为他使用的鹅毛笔比20多个一般作家用的还要多。他属于文学巨匠那类人，在最可怕的逆境中独自一个人挥笔，写出和作家协会所有的作家总数一样多的文章。他在肮脏的乡下小店里伏案疾书。他在冰冷孤独的乡下客房里创作出了难以计数的六韵步诗歌。在格林尼治寄宿的屋子的破地板上，撒满了他的稿纸。他把墨水飞溅到普鲁士王室行宫的地毯上，还用了大量印有巴士底狱监狱长名字的私人信笺。当他还在玩滚铁环和做弹球游戏时，尼农·德·兰克罗曾送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零花钱，让他“买一些书”。80年后在同一个巴黎，我们听见他说要买一叠大纸和无数的咖啡，以便在无法逃脱的黑暗和死亡来到之前再完成一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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